我国在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中的主要方向
参考：综合开发研究院 时间：202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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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中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主要方向
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培育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促进对外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推动形成区域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健全开放型经济体制，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新任务。把握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在全球新型供应链的构建、重塑、创新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是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也是新时期赋能高水平开放的必然选择。
（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是沿线国家着眼于共赢发展的战略层面，构建具有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现代新型供应链体系的共举，体现了参与各方的一致意愿，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将激发巨大的辐射和普惠效应。落实“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应有之义。五通推进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精准发力。在宏观层面，沿线国家政府政策、合作机制等公共产品服务至关重要，是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的主导者、推动者；在中观层面，根据各方优势与需求，构建要素资源畅通、市场需求互补的产业链条体系；在微观层面，按照市场原则、国际规则与合作协定，倡导国际国内有实力、有运营能力的企业参与，形成具有技术引领、产业支撑、流程协同、配套完善的新型供应链体系。
“一带一路”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塑造与创新，是全新的、高水平的开放合作：起点高、幅员广阔、要素多元流动，既有市场内在的需求驱动，也有政府的主动而为。要积极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技术，推动在沿线国家构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供应链体系；注重“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顾及公众利益，放大外部正向效应，打造绿色供应链体系；利用国际供应链重塑、传统产业转移时机，开展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引导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向沿线国家转移落地，推动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利用沿线国家枢纽城市或港口优势，培育若干具有全球或区域影响力的供应链合作平台，形成一批具有研发、采购、生产加工、物流配送、营销等流程的供应链功能集聚区。
（二）培育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能力的指标，可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经合组织（OECD）和世贸组织（WTO）提出了包括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指数、GVC生产环节指数和GVC最终需求距离指数，以全面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广度及其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至于在企业层面，不少研究则认为，可以从采购、研发、设计、渠道、品牌、信息化和互联网运用等方面，衡量企业的全球供应链运营能力。发达国家在研发、技术、制造、渠道等全球价值链细分领域，长期占据制高点，主要归因于其众多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运营能力。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方，无论是传统的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机械电子和装备产业，都是全球最大的供给方，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电子、机械和设备占全球出口份额达17%~28%；家具达26%，纺织和服装达40%。但大量的中间品仍需依赖进口，尤其是新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工艺和技术。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中国企业自有品牌在境外具有渠道运营能力，但能够提供一揽子服务解决方案的凤毛麟角。大量案例表明，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一是要有鼓励竞争、激励创新的市场机制和环境，二是要有来自企业内在的创新动力。如今，富有现代供应链理念和思维、提前布局和应用新型供应链技术的企业，最有机会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链主”，形成具有全球价值链主导能力的生态圈。当下正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的技术窗口期，也是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跨越供应链升级鸿沟，形成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历史窗口期。
（三）促进对外经济均衡发展
促进国内国际市场良性互动，内外贸深度融合，进口出口相对平衡，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生产与贸易形成联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流动，是新时期发展阶段转换、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体制机制模式创新、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着力点。基于国际深度分工下的全球供应链，在促进要素流动、市场融通、贸易畅通、业态兼容、环节协同、流程联动等方面，不仅有着失衡调节的天然机制，而且也是供应链优化管理和模式创新的功能所在。针对进口环节多、进口壁垒多、进口主体散小的状态，应以改善进口供应链管理为着力点，鼓励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构建组织化程度高、运营能力强的进口供应链体系，推动进口便利化，激发国内进口需求的潜力，扩大进口。鼓励有实力的外向型企业眼睛向内，利用其研发设计、批量生产、质量管控的优势，打通国内市场渠道，为国内消费升级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与服务供给；鼓励内向型企业“走出去”，把在国内市场所形成的技术、服务、品牌和渠道优势向境外延伸，实现由国内供应链向全球供应链转变。积极引入发达国家成熟的渠道商，通过学习效应，提升国内采购、物流和分销体系的组织化和现代化水平。主动把握全球供应链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敏捷化发展的强劲势头，抓住数字贸易、服务外包、现代物流、互联网营销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迅猛发展的机遇，发展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的国际新型供应链服务和配套体系，带动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
（四）形成区域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地区间差距长期存在，促进东中西部区域开放型经济协同发展，是新时期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起步早，已经形成一批外向型的产业加工集群。新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从全球价值链参与者转变为构建者、引领者，转换产业成长动力，跨越转型升级鸿沟，发展的基础条件相对成熟。实施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建设富有活力的世界级产业群、城市群，既要对标国际发达的产业群、大湾区和城市群，更要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鼓励顶级跨国公司设立负责供应链运营管理的“头脑”中心，成为国际贸易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动力，在全球现代供应链构建、重塑、创新进程中走在前列。中西部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起步晚，参与度低，原本已有的供应链体系，也因要素资源和市场的双重流失而削弱、断裂甚至消失。根据国际国内经验，提升中西部内陆开放，形成开放型经济新的增长极，一要培育有核心竞争优势、有稳定市场需求的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区。二要围绕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畅通联结陆海内外的信息流、物流、人流和资金流，改变信息孤岛、资源孤岛、产业孤岛的状态，培育面向国内外市场的产业供应链体系，形成产业生态圈，放大辐射效应。三要抓住当前国际供应链重塑、产业转移的机遇，主动承接轻纺、电子等产业的生产加工环节，形成一批外向型的产业集群。四要构筑稳定的订单需求。采取需求管理措施，在军民融合采购、政府采购等领域加强对中西部的支持，发展进口替代，引导供应链分散布局。沿边重点口岸城市、边境城市是“一带一路”建设、内外联通的重要节点，可以依托沿边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自贸试验区，建设若干具有产业特色，集采购、加工、物流、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供应链服务与配套支点。
（五）健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高水平开放是一种体制、规则和管理模式的开放，构建并健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其中要义。全球供应链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而且是跨境多方向多渠道多频次的流动，新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快了这一趋势。全球性的供应链一般都有成百上千家企业参与，分散在世界各地，其运营流程必须要求有一致性的商业规则和营商环境，如果营商环境差异大，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和正常运营就难以进行。全球供应链运营的通行规则、标准和模式体现了市场化、专业化、全球化的特征，跨国公司在许多领域都是其中的首倡者、推动者和主导者。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减少服务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不搞强制性技术转让，打造符合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符合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供应链拓展到中国的需求，也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努力方向。顺应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与构建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型新体制有着内在逻辑一致性。中国主动商签FTA协议，履行更高标准的开放承诺，可以对国内体制机制形成创新倒逼；设立自贸试验区，建设自由贸易港，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则是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的主动开放措施。推进制度、规则、标准和管理开放，需要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和治理，提出中国议题，实现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共建共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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